2023第28屆上海國際茶文化旅游節(jié)指定用茶——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紅茶

今年的活動全面創(chuàng)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寧慧明紅實業(yè)發(fā)展有限公司生產的景寧“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紅茶作為活動的兩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對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瑪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與上海老字號雷允上分別合作“指定用水”——薄荷鹽汽水、“指定茶禮”雷氏匠茶茶固體飲料；與潮流茶館T9Tea推出指定茶禮——午后伯爵冰咖，不斷提升節(jié)慶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識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紅茶

（一）

或臨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閩東山河的主色調大都是青綠的，即所謂青山綠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為給它的排位是閩頭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標志便是鷲峰山脈，夾雜于太姥山脈與洞宮山脈之間，從北而來，如一個矯健的登山運動員，一路拾階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開的大海。而一路依偎著鷲峰山脈的則是長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霧夕嵐，芳顏疊翠，婀娜多姿間，曲流百折如風吹羅帶，經賽江，義無反顧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藍。

一路開疆拓土的長溪兩岸便是狹長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沖刷中，成就了一塊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間俗稱：板洋。早期有可能產竹子，又稱：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樹，香飄四溢，也稱：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則出現在1762年官修的《福寧府志》。

一抹秋陽把這條流經的坦洋溪照得透綠。

農耕時代，水運便是高速公路。那時，長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莊都有碼頭。坦洋的碼頭就在真武亭橋下，雖然現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著一艘烏篷船，但在那時卻是可以駛著1噸左右的小溪船，裝載著貨物，從坦洋碼頭出發(fā)，運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長溪干流順溪而下，朝發(fā)夕至賽江碼頭，過駁出洋。

南方有嘉木。這樣的青綠山河，必定藏著奇珍異葉。

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植物而生存。因為植物，文化和文明誕生了。因此，植物的機遇也是一種文化的機遇。

坦洋也因為一片樹葉的枝繁葉茂而迎來了機遇與挑戰(zhàn)。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詭異的朝代。農民出生的朱元璋不僅是權術大師，而且是中國最懂茶的制茶大師。從某種意義來說，沒有他的“廢團改散”與“廢蒸改炒”詔書，或者就沒有了后來的“工夫茶”。

在他執(zhí)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將茶貿與政治掛鉤。

自唐宋以來，茶葉一躍成為國家戰(zhàn)略物資。邊遠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馬?！氨说貌瓒鴳严蝽槪业民R而壯軍威”茶馬貿易由此成為中央王朝掌握華夏邊疆地區(qū)的命脈。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執(zhí)政才四年，他便在戶部設置"茶課司"與"茶馬司"，確定以陜西、四川茶葉易番馬，于是在各產茶地設置茶課司，定有課額。明代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成為"制服西戎之術"。

也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與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叢林中發(fā)現一株神異的古茶樹，它可以從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時歷三春，平均畝產鮮葉近七百斤。因為這種茶樹葉大如菜葉，所以當地人就稱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開始，“坦洋菜茶”在這個小村落的溪流兩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體恤民情，認為唐宋制作龍鳳團茶為貢茶，制作程序太過繁雜，費工費財，卻只能喝那么一點點茶，勞民傷財，于是下詔罷造團茶，改革制茶技藝。

那時，朱元璋的兒子朱權也是個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廣制茶新工藝：“廢團改散”與“廢蒸改炒”，即把團茶變成散茶，把蒸青法改為炒青法。以烘焙團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與茶具上，喝茶的工具從碗變成杯，熱水沖進茶壺里，茶葉在壺中閃展騰挪，葉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時期的“煎茶”“煮茶”和“點茶”的飲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錦，散葉茶回歸質樸，撮泡法亦日漸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為主流，身在中國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來了升級版的新貴。

從地圖上看，12.4萬平方公里的東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綠的茶葉。茶之于閩粵也如這片嫩綠的茶葉一樣，已是葉脈相連。

北宋的時候，在閩粵交界處，有個地方叫饒平，潮州人非常喜愛福建武夷的烏龍茶，因此閩粵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時，彼此用小盅來品茶鑒定制茶之工夫、泡飲之工夫，“工夫茶”一說就在這地方叫開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閩粵是個大概率的說法。

關于工夫茶的緣起，有閩粵之爭，但較為完整的說法應該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閩南、廣東潮州和臺灣乃至東南亞一帶，并由此形成閩式、潮式和臺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雖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實也大部和中國茶史同頻共振。

茶葉在商周時期，由于限量生產，還屬于貴族的享受。到了兩晉北朝，茶才開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現在文人雅士的聚會中。只有到了隋唐，茶葉在四川大規(guī)模種植，茶不再是顯族的獨有，而進入尋常百姓家。

無獨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個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個墓葬，券頂磚上刻有“大業(yè)三年”字樣，也就是隋煬帝執(zhí)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隨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飲茶史就這樣坐實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隋煬帝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為黃門侍郎，常住張掖，主持與西域的聯(lián)系，兼管與西方各國的通商往來，而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三卷，記載著以敦煌為總出發(fā)點，到地中海的三條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達伊朗、羅馬等西亞、歐洲各國。這便是后來的絲綢之路。到了唐代，茶葉與絲綢、陶瓷一并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經由阿拉伯人到達西歐，以及借由蒙古人到達俄國。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質量恐怕是世界地標。像喝茶，也非常精細繁復。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為主，以蒸青方式處理茶葉，烘焙碾碎，研磨后篩濾成粉狀，放進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進鹽巴、生姜調味去苦味。

唐時的福安人則將飲茶叫為“食茶”。那時，福安的茶品也即為蒸青餅茶和蒸青緊壓團茶。所謂的餅茶和團茶，即是將茶葉碾成細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時候，和著蔥、姜、橘皮、薄荷、棗及鹽等調料，再烹煎食用或湯飲，故有“食茶”一說。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講究。唐人該有的工序一樣都不少，還多加好幾道工序。他們將茶葉壓縮制成團，然后再取下茶葉烘焙磨粉，將茶葉研磨的更細致。唐人多把茶葉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則燒開水后再注入茶葉。北宋貢茶“龍鳳團茶”更是裝飾極致，茶餅上印有龍鳳形的紋飾則是用純金鏤刻而成。

1986年，在蘇陽村先后出土了兩塊專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窯黑釉兔毫盞殘片。可以想見，那時的福安人也有了點茶、斗茶?！捌呦Γ蚯?。是日俗以桃仁、米糕點茶”（明萬歷《福安縣志》）。

到了元明時，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統(tǒng)治者與中原農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歡這種過于精細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沒有能力和時間品賞。他們更喜歡的是新工藝制作的條形散茶。于是，散茶漸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元時福安，也出現了沖泡茶，茶香也隨之在里巷漫溢。這一簡單直接粗暴的飲法改革，激發(fā)了民間對茶葉的大量需求，種植面積隨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綠，鷲峰山脈、長溪兩岸優(yōu)越的自然條件更是成了東方神葉的種植天堂。

到了明萬歷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謝肇淛游歷閩東后所著《長溪瑣語》所記：環(huán)長溪百里，諸山皆產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隨著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質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貢茶時代來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間，明嘉靖版《福寧州志》記載：福安縣常貢芽茶67斤8兩，葉茶50斤9兩。

一個地方產業(yè)的興起必定是和它的經濟基礎相關聯(lián)。

經過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乾隆接手時，康乾盛世達到了真正的頂峰。人民安居樂業(yè)，人口達到1.5億。國庫存銀從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萬兩，到乾隆三十九年則增長到了7390萬兩。但這期間，歐洲已經開始工業(yè)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財政收入依然靠農業(yè)和手工制造業(yè)。茶葉的貢獻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黃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業(yè)經濟隨之起舞。不僅商貿市鎮(zhèn)在長溪兩岸星羅棋布，而且水運碼頭鎮(zhèn)鎮(zhèn)不缺。隨著水運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幫也應運而生。他們在各市鎮(zhèn)碼頭將土特產品裝上船舶，出白馬門，或北上溫州、寧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們用轉手的差價利潤再采購家鄉(xiāng)所需。福安會館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幫與會館，一條成熟的茶貿流通鏈已然形成，實為坦洋工夫的后繼勃發(fā)歷練了一支見多識廣、人脈通達的營銷團隊。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國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將福建茶葉運到英國。英國政府為了保證國內有一定量茶葉庫存，便令東印度公司在廈門設立商務處，組織閩茶運回英國?？滴醵?1684年)海禁開放后，茶葉輸出逐漸增多，促進各地開荒種茶，茶葉生產得到快速發(fā)展，手腳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趕上了開荒種茶的熱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規(guī)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決定于廣州”，同時還規(guī)定茶葉出口只能茶商行代辦，禁止民間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達廣州，茶葉運銷對遠銷有利。頭腦靈活的坦洋人，紛紛改開荒種茶為試制新茶，開設茶莊，做起茶行的生意。他們以“坦洋菜茶”為原料，細制桂香茶，打開國內外市場。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個孩子愛新覺羅·奕寧繼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號咸豐。

在這一年，中國的茶界發(fā)生了兩件大事。

這一年，英國倫敦舉辦首屆世博會——倫敦世博會，長期在江浙滬經營茶葉、絲綢的廣東籍商人徐榮村寄出12包“湖絲”參加展覽，經博覽會評定，公推為第一名。維多利亞女王賜金、銀獎牌各一面，并賜贈“翼飛洋人”執(zhí)照一份，允許“湖絲”進入英國市場。這是中國產品首次在世界博覽會上取得金獎，1853年之前，中國茶出口的茶葉主要是紅茶和綠茶，并由廣州口岸輸出，廣州茶商控制了閩茶貿易。因此，由廣州茶商帶到這屆世博會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烏龍茶實為出自武夷山?！队鴤惗氐谝粚檬澜绮┯[會評獎委員會報告書》如此記載：“中國茶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品種齊全，品質卓越，含有罕見的和昂貴的成分，還具有不小的科學研究價值……展出的各種品種的白毫茶，有一些能賣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寧陽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場。烏龍茶在加爾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飲料?！?/p>

這一年，“茶葉間諜”英國人羅伯塔·福瓊從武夷山桐木關帶走23982株茶樹苗、17000粒茶樹發(fā)芽種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國茶師，通過海運從福州、廣州、香港到達印度加爾各答，這才有了后來中國紅茶的強勁對手：印度、斯里蘭卡紅茶產業(yè)。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葉生產幾乎都是中國壟斷，而茶種與制茶技術也是常年封鎖，不準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葉，羅伯塔·福瓊開始污蔑中國茶有毒添加，中國茶在國際市場走向衰弱。

1851年，對中國茶界來說是個喜憂參半的年份，但對坦洋菜茶來說卻是開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當地茶農將在野生叢林中發(fā)現的那株神異的古茶樹母本原株移到家園中，經悉心培育分離選育出有性群體小葉種，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條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開始采摘，全年生長期220天，枝繁葉茂萌發(fā)四至五輪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點令福安茶鄉(xiāng)遍蒔小葉種菜茶。制工夫紅茶，條索緊結細秀，色澤烏潤，香氣清高鮮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創(chuàng)制與崛起也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關于它的創(chuàng)制有兩個版本：

一說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吳姓和郭姓等，他們將細制的桂香茶通過水運通達廣州，銷往海外市場。期間，胡氏家族不僅在明末清初趕上了開荒潮，在坦洋周邊開辟了許多茶園，而且研制新茶，開設茶莊，做起了通過海運到廣州的茶葉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廣東探親途中發(fā)生了意外，與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過往船只搭救，這船的主人是一對母女，恰巧是廣東某英商洋行買辦的眷屬。買辦得知胡福四來自茶鄉(xiāng)，便告訴他英國人喜歡喝紅茶，或許是為了下一步的合作，買辦把發(fā)酵紅茶、加工紅茶的技術教授給了他，并囑咐他返鄉(xiāng)后如果能做得出來，便可運抵廣州，由其洋行銷往英倫。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為原料，將買辦教他的紅茶制作技術反復改進，終于制造出一種風味獨特的紅茶，因為其制作工藝繁雜，要花時間、見工夫，他便把它命名為“坦洋工夫”。

另一說便是1851年的清咸豐版。

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棧遇見一位建寧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紅糖泡沖為藥，叫那人服下，即康復。

感激之余，建寧茶客即與胡氏結拜為兄弟，并傳他來自崇安桐木關的“正山小種”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內發(fā)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藝。后胡氏以坦洋菜茶為原料，制作工藝如法炮制，更有所創(chuàng)新。更因頗費工夫，胡氏有感而發(fā)，稱之為“坦洋工夫茶”，其產制的茶莊便是后來赫赫有名的“萬興隆”茶莊。

這一說法，我們在陳宗懋教授主編的《中國茶經》得到了佐證：“產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鎮(zhèn)桐木關的小種紅茶稱‘正山小種’”；而“外山小種”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縣及江西鉛山等地所產的仿制正山小種品質的紅茶，或稱“人工小種”。

就這樣，以坦洋菜茶鮮味做原料生產出來坦洋紅茶，在萬興隆茶莊的包裝下，最早以茶標“坦洋工夫”運銷荷蘭、英國、日本、東南亞等二十余個國家與地區(qū)，年創(chuàng)收外匯茶銀百余萬元。而它特有的鮮紅呈金邊的湯色，則開啟了一段閩紅的傳奇。

一時間，坦洋商賈滿鎮(zhèn)，而茶船則遍于長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剛過，手腳利索的吳庭元便乘船從坦洋出發(fā)，趕往設在福州蒼霞洲的“元記茶?！?，向老客戶收取茶銀定金。等到當年的春末秋后，再給客商發(fā)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時，銀元是用桶裝的，每千塊銀元裝一桶。幾十擔茶銀用船運送，進入黃崎港后，沿長溪逆流而上，直達社口的溪口碼頭，再雇挑夫從陸路挑回坦洋。那時，坦洋有民謠唱著：銀桶比冬下的番薯擔還多。

吳庭元將收取的茶銀第一次運回時，一隊挑夫挑著銀元桶，穿過熱鬧的坦洋街，迎著的都是一張張喜悅的笑臉，聞著的都是“吱呀”的扁擔聲與“嘖噴”的稱贊聲。而在吳家大宅里，吳庭元的老母親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銀元，還以為兒子當了劫匪，心都要跳沒了。

銀元多了，自然招來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財主。為了保坦洋平安，豐泰隆茶行老板、武舉人施光凌獲福安知縣特許籌辦團練。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擊潰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吳庭元繼承祖業(yè)時，社會更是動蕩，吳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組織村民自衛(wèi)，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墻，每道柵欄門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樓，12座炮樓環(huán)繞坦洋周圍。武裝自衛(wèi)隊最多時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創(chuàng)家族——胡氏家族，經營著25家茶行，是坦洋開設茶莊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實的茶資和顯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資巨大：胡氏大院高墻連接著兩座炮樓，防護門、彈藥庫、糧倉和秘密水井樣樣俱全，易守難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親吳步云、叔父吳步升的茶葉生意，吳庭元打出一連串的“組合拳”：在坦洋開起了“元記茶行”商號；在福州開設茶棧，掛英國人的牌照，專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冊“元記”商標，用自己頭像做LOGO，凡“元記茶行”茶品都會貼上中英文“元記”商標。這樣的營銷手段，發(fā)生在1907年，開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現在也不落后。

吳庭元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那是因為他在坦洋街上擁有鋪面36間，伙計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廠1家，揀茶工、制茶師傅兩三百人，年產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噸，遠銷英國、俄國等地。

接下祖業(yè)的那一年，吳庭元才20歲。少年得志，便成為閩茶界之巨商。

從1851年坦洋人創(chuàng)制紅茶開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設立福海關，三都澳便成為閩東茶區(qū)天然的航運中心。從賽岐港啟運的茶葉不再走飛鸞嶺官道，而是到三都澳過駁，經過6個多小時的航程，直達福州口岸，再出口歐洲。

早期，福建茶區(qū)產的茶都是貢茶，衙門不發(fā)茶引（指運銷執(zhí)照），不許外銷。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區(qū)購茶。后來，中國與各國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葉從海路出口，閩茶只能水陸兼程，運入江西，再輾轉廣東，由廣州十三行進行收購，再轉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時近2個月，其運輸成本與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關的設立，閩東茶葉到福州比到廣州的貨價至少可以下降25%，運輸時間也大為縮短，這令“坦洋工夫”出口銷量倍增。隨著財富水漲船高，茶區(qū)家族興旺，茶商南來北往，坦洋茶街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

那時的坦洋茶街上，最靚麗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著旗袍與時裝，打扮時尚不亞于大都會。她們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來各地茶商回頭追光。長達一華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遷入，人口猛增，市井興隆。

坦洋茶行規(guī)模最大的也是元記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記茶行、?？栊?、冠新春茶行、裕大豐茶行等。茶行都是臨街的鋪面，房內有寬敞的天井、廳堂和兩邊廂房，樓層或二、三層，也有四層的，底層專收購茶葉，二層為精制茶作坊，三層做倉庫，四層則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間木結構，三面三合土墻，一面店門板。為防賊（火），門皆包鐵皮，內襯巴掌大的竹葉。

與茶街一溪之隔的商業(yè)街，140余家酒肆、飯館、客棧、布店、魚貨、藥鋪、京雜比鄰相肩，媽祖廟、真武橋、戲臺點綴其間。福安稅務局，當時叫“厘金局”，設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吳庭元擔任福安縣商會會長期間，1915年，“坦洋工夫”紅茶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和貴州茅臺同獲金牌獎章。消息傳到坦洋小村，猶如投下震蕩彈，瞬間又將坦洋蝶變?yōu)橹苓叢鑵^(qū)巨大的虹吸平臺。這一年，經三都澳出口的紅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壽寧、周寧和泰順的茶商連夜把毛青茶裝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紅茶。那時的挑夫為了趕夜路，都要跋山涉水，憑著一雙鐵腳板，每人備一盞蠟燭燈籠裝在長竹蔑一端，照著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則別在挑夫后背固定著。一到茶葉旺季，坦洋周邊茶區(qū)的山間小路，常有火龍在崎嶇山間蜿延，往坦洋方向趕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來各個茶區(qū)的挑夫長隊，滿街的“吱呀”聲，滿街的茶青香。

吳庭元的“元記茶行”便也寄托著茶區(qū)茶農的希望。男人們除了下田種地，就是到“元記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們就是在茶行當揀茶工，實實在在賺些銀元過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節(jié)，“元記茶行”還會雇外地人幫工。村里住不下了，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腳搭起草寮棲居。到最高峰時，“元記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揀茶工二百多人，年產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擔，利潤5萬銀兩。每年發(fā)放“茶銀”時，“元記茶行”則需要七十多人挑著140多桶（每桶裝1000塊銀元）銀元，從坦洋挑到產茶基地嶺下村，發(fā)給當地茶農。

采茶、揀茶、制茶，各個生產環(huán)節(jié)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額銀幣支付，但當時小額銀幣流通量不足，吳庭元等茶商便開始各自發(fā)行小額“茶銀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資?，F存最能體現專為支付揀茶工發(fā)行的“茶銀票”是坦洋“振泰興”茶行發(fā)行的“茶銀票”：票面為橫版印刷，“茶銀票”正中間為一閩東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興”茶行全景。左右兩邊豎直印“壹角”，錢幣上方為坦洋“振泰興”字號名稱，中間下方橫書：民國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換通用大洋壹元，各豎印“揀工”“暫用”二字，證實當時“振泰興”茶行發(fā)行“茶銀票”只為支付工人小額工資。

有了銀元，吳庭元便在臨街的茶行后蓋起了五座連環(huán)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間堂屋和八間廂房，雕欄玉砌，寬敞的天井、大廳、回廊、魚池、花壇氣派之至。吳家宅院旁還建起了一棟小洋樓，二層土木建筑，紅漆門窗，半圓彩色玻璃，旋轉樓梯，扶手雕花。后院還有橘園，可遠眺坦洋茶山。小洋樓專門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羅斯茶商來考察“元記茶行”，便住在這座洋樓里。

閩東雖然依山臨海，臨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卻溝壑縱橫，因此大多的村莊都選在谷地中臨溪的沖積小平原，地貌是狹長的，往往是臨溪一條街逛到底，沒有縱深。那時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熱鬧，但街道很窄。為了給俄羅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為由，躲得遠遠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羅斯客商要走了，吳庭元才露面陪著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還說，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帶你看了。這位俄羅斯茶商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聽得一愣一愣的，反而還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最后，俄羅斯商人和“元記茶行”簽下一筆50噸“坦洋工夫”茶的大單。吳庭元的這一大手筆，在當時的福建茶界也是擲地有聲。

早期，福安坦洋運往福州的茶葉除了全程走水路，還有一條是水陸兼程，“坦洋工夫”茶運到白馬門后，再過駁輪船運到寧德飛鸞碼頭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飛鸞嶺，循官道經羅源、連江，到達福州口岸，遠銷歐美等。這條路也是充滿艱辛。在崎嶇的山路上要走上兩三天的路程。吳庭元的父親吳步云熱心公益，為人仗義。不僅出資修通了曉陽往福安城關的咽喉要道嶺頭亭和寧（德）羅（源）交界處的五福亭，而且還與福安茶商一起出資重修飛鸞嶺官道。這一善行基因也傳給了吳庭元。

民國初年，有兩個女人找到設在福州蒼霞洲的“元記茶行”避難。一聽說這兩人是被通緝的革命黨人楊正國的妻女林秀欽、楊云英。吳庭元二話不說，就把他們藏匿起來，還盛情款待。吳庭元的豪氣令楊云英心生戀意，后來和吳庭元結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吳庭元以每年三百擔稻谷田租、還有洋樓、花園作為陪嫁。女婿高誠學是當時的福安縣長，又用這些嫁妝在福安溪柄創(chuàng)辦了“歸田農場”，也就是現在的寧德市農科所。

民國23年（1934年），也就是吳庭元31歲那年，正是“元記茶行”最紅火的時候，鋪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吳庭元連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記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訂購瓦片，而那瓦匠卻和他說：“吳老，這些錢不多，您先拿著，等來年茶銀發(fā)放時再還吧?！?

鄉(xiāng)人對他的信任，這又給了他重振雄風的信心。

終于，擁有12個鋪面的“元記茶行”重建起來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標注鋪面門板和茶具。

吳庭元雄心勃勃，但戰(zhàn)爭烽火卻又阻斷了通往東南亞和英倫的海上茶路，“元記茶行”和吳氏家族再度門庭冷落，擁有30多家茶行、各類店鋪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頓別車水馬龍，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產量由10萬箱降至4萬余箱。

雖然不景氣，“元記茶行”產量也銳減至二三百件，但心氣甚高的吳庭元還是堅持了6年。后來日本人投降，吳庭元把關停了2年的“元記茶行”傳給了兒子吳奇玉。

吳奇玉雖然不付重托，讓“元記茶行”重新開業(yè)，最高峰時，也曾生產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紅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記茶行”香隕人散。

1982年，“元記茶行”第3代傳人吳潤民在社口鎮(zhèn)區(qū)復出，他墾荒山，種茶園，辦茶莊，做綠茶，希圖喚醒吳氏家族的百年茶夢。但一次生意的失敗，卻讓吳潤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幾十斤的“坦洋工夫”紅茶，面上是為了打發(fā)生計，其實他是不想讓祖上傳下來的傳統(tǒng)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藝在他這一代消逝。

2018年開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來，好的“坦洋工夫”紅茶每公斤能賣到四五千元，這讓吳潤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熱，便收了40歲的侄兒吳高峰做徒弟，還一起合辦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場，復墾了三四十畝老茶園。

作為村里沿用傳統(tǒng)手工技藝制作“坦洋工夫”的幾位老茶人之一，吳潤民還重操技藝，親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紅茶，沒想到銷路還很好。這又讓他重燃“元記茶行”復興之夢。他和族人商量，要將在別人手里使用的“元記茶行”買回來……

現在，“元記茶行”已重回吳氏家族，由吳潤民弟弟的兒子在經營，只可惜，吳潤民老人已經去世……

茶帶給人繽紛的愉悅，但茶葉的歷史卻充滿著無盡的痛苦與欲罷不能的奮斗。

（三）

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記錄，最真實還原了福建茶區(qū)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長途跋涉的辛苦——

“這個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嶺，走半天就可以到。坐兩小時的轎子到山下，再沿著陡峭，但鋪得很好的花崗石板的山路拾階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點即可看到三四個苦力結幫成伙地下山，每個人都挑著兩個大布袋裝著的茶葉，約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數越多，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許多大樹參天的地點擠滿了吃飯、睡覺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擔和茶包。這苦力不全都是從北嶺來的，因為這條路通遠方各產茶區(qū)。這些苦力要在崎嶇的山間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間，這里喧嘩吵鬧，充滿了生機?！?

這一段文字寫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間，作者是閩海關稅務司愛格爾。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經閩海關出口的茶葉達663000擔。閩海關已然超越上海、漢口，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易港。春風得意的愛格爾到福州北嶺茶區(qū)視察，那筆調也是輕松，內心的喜悅也躍然紙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國時期，福建茶區(qū)東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為中心劃分的，北路茶區(qū)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閩東地區(qū)；西路茶區(qū)就是閩北地區(qū)；南路茶區(qū)以安溪為中心，涵蓋了今天的閩南閩西區(qū)域；福州掌領東路茶區(qū)。

福州北嶺是當時福建北路茶運的主要通道。也正是這一年，福安一縣茶葉出口42000擔，產值100萬大洋，創(chuàng)下歷史記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由此進入福州港。

這段文字被愛格爾記錄在了《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因此，把《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當做福建茶史來讀也未嘗不可。

那么，在《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中，我們可以依稀聞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嗎？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首次提及福寧府生產紅茶和銀針白毫。

1875年（清光緒元年），《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最早提及坦洋紅茶的官方記載：“板洋紅茶比初期也提價3兩”。

而正式出現“坦洋茶葉”提法的是1883年的《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特別應當提一下兩個最重要地區(qū)，坦洋和邵武的茶葉。坦洋茶葉火候不到……”但隨后的大多數年份，《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還是以“板洋茶”相稱。

坦洋工夫首創(chuàng)于1851年，其實也是正當時。在此之前，福州口岸雖然開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閩茶從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國領事衛(wèi)京生在《福州開辟為通商口岸早期情況》中回憶說：“1852年叛亂分子（太平軍）蹂躪江西全省，使該省境內一切貿易和交通等活動陷于中斷，結果使原來通過江西陸運到廣州出售，再由廣州運去歐洲的福建茶葉，那一年竟無法運到廣州市場……福州這時已成和各產茶區(qū)維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舊照

英國人是率先到達福州的。1844年，英國人駐福州領事到達福州，開設了第一家領事館。英國人堅持要開放福州，但清政府認為已經開放了廈門港，沒必要再開放福州。清政府為此和英國人展開了近十年的拉鋸戰(zhàn)。太平軍的侵入，茶葉的大量囤積，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開埠福州。但開放后的商機卻被精明的美國商人搶了先機。

這時，美國第二個在福州設立了領事館，美國旗昌洋行也瞧準了商機，派員攜款到武夷茶區(qū)大量收購茶葉，然后包租船運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準出口茶葉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開放茶葉貿易。到1855年，在福州專事茶葉貿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閩海關新關正式成立，而閩紅新銳坦洋工夫正借此機會，水陸與水路并進，向著福州口岸進發(fā)。

倉山老街區(qū)圖

走陸路的，一般都是“京莊綠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內襯白竹葉防潮，扎緊的袋口加蓋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銷往北京地區(qū)。福安坦洋也產綠茶，每年也有幾萬袋的銷量。

走水路的，有兩類。一類是蘇莊紅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紅茶的下腳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簍包裝，船運到蘇州，再轉華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類就是洋莊紅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銷往海外市場。這類茶全用木箱包裝，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內套轉錫箔紙防潮，再內襯扣紙。茶葉轉箱后，釘箱、外貼棉紙、加蓋商號、再刷桐油，包裝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紅顏，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長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閩東的兩大水系，它們不僅為茶樹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水資源，也是茶葉運輸的重要航道，連同兩大水系出海口的眾多天然良港，也構成了得天獨厚的茶葉運輸樞紐，這是其他茶區(qū)無法比擬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種船叫溪船，一噸左右，類似江浙的烏篷船，便是長溪上的“速遞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橋便是最繁忙的茶市，來至壽寧武曲的茶農挑著茶青到這橋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橋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遞小巴”搶生意的好時光。此時，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滿坦洋溪，等候著茶葉成品的外運。橋上熙熙攘攘，橋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橋也是熱鬧著。挑夫柱杖的敲地聲和船夫啟運的吆喝聲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時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燈、煤油燈和竹篾火把。夜幕降臨，真武橋上下徹夜交易或搬運，也是一線如螢火閃動，格外興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個月，坦洋都因茶熱鬧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賺得“白銀三百兩”“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約能裝載10擔的洋莊紅茶。從真武橋下啟運，二個船夫，前者撐篙，后者操槳，一路順流而下。坦洋到賽岐31海里，賽岐到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賽岐碼頭，朝發(fā)夕至；再過駁大船運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達。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島設立福海關，生產于閩東北的工夫紅茶都要在三都福海關完稅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間的輪船公司與各茶幫簽訂裝運合同后，再過駁輪船運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實業(yè)家王泰和購買輪船，開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線，從賽岐出發(fā)的北路茶運到三都后即過駁到王泰和的“江門號”輪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誠在賽岐創(chuàng)辦了“裕通輪船公司”“裕泰來茶葉有限公司”。隨后，福安茶商又合資成立了“福壽輪船公司”，實現了用輪船將茶葉從賽岐經三都福海關報稅后，不再過駁，而直接運往福州口岸的夢想。

三都港到馬尾的航線距離僅74海里，按當時的普通輪船每小時20至25千米航速計，6個小時即可到達。而武夷山的茶葉沿閩江水系順流而下到福州卻需4天。海運交通的優(yōu)勢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機。雖然三都澳福海關在福建茶葉出口貿易中，只充當中轉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從三都港中轉出口的茶葉占福建出口茶葉的47-60%，甚而占全國茶葉出口的6.422-30.19%卻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設在哪里呢？

最早在倉山的泛船浦、海關埕一帶，后來隨著茶市的欣榮，便漸漸外延到了臺江，在閩江及其周邊水域建了大量簡陋的道頭。但泛船浦一帶始終是茶港的核心區(qū)域。歐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閩海關新關在倉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隨后，閩海關稅務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兩層的西式辦公樓，這地方因此被稱為“海關埕”。閩海關也隨之成立了“閩海關俱樂部”。怡和洋行大樓更是矗立在海關邊。許多洋行也趨之若鶩。隨著洋人和華人員工暴增，倉庫、驗貨廠、碼頭、員工樓房也是雨后春筍，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蟻，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從賽江出發(fā)，順著潮水，一船船的運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屬于內港，許多外國商船多位大噸位船舶，無法駛入內港航道，只得將商船停泊在馬尾羅星塔對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關后，坦洋茶商還要雇傭閩江上絡繹不絕的舢板、烏篷船，將茶葉過駁，泛船浦碼頭的岸邊搬運工人則忙著卸貨，分類包裝，再裝到舢板、烏篷船，運到停泊在羅星塔海域的外國商船。清政府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設置了閩海關伯牙潭分關，建起了辦公樓、住宅樓、瞭望臺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辦公。

羅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異軍突起，其實也靠更廣義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葉，是清朝的經濟支柱產業(yè)。鴉片戰(zhàn)爭之前，茶葉長時間占據中國出口商品的榜首。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出現了茶葉“代購”，幫外國人購買中國茶葉。此后，在通商口岸陸續(xù)開設了專門和外國人進行茶交易的茶棧，數百家茶棧成了內地茶商和外國洋行交易的中間人。

坦洋茶街最熱鬧時，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運營。商號、商標和茶銀票家家皆有。從發(fā)放銀票、收購茶青、精制出廠和售后服務已經形成完整的營銷鏈條。甚而到了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更接上了運輸的鏈條。從這層面看，坦洋茶商應該是閩東最早的實業(yè)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遠銷海外，和坦洋茶商對茶貿的踔厲試水是分不開的。

當然，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棧，專門負責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棧，茶棧亦稱箱茶幫。茶葉運往福州后，箱茶(紅茶)即放在茶棧出售，茶棧處在采制商(內地茶莊)與出口洋行之間，專事介紹輸出貿易，從中抽取傭金。此外茶棧常貸款給茶商，利率為一分六厘半，茶棧本身資本也不雄厚，多轉向福州錢莊告貸，定期還款，謂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棧之利益。

茶棧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棧還運用了記賬的營銷手段。

當時，在上海和漢口購茶都要付現款，其中在上海購進茶葉每包過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開設的茶棧，貨款是可以記帳，茶商還允許有大筆結欠，可拖延幾個月甚至跨季節(jié)付款。年成好時，這些欠款得以清償；年成不好時，就轉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貸款的商行，還利用匯率進行投機，即在匯率高時按市價賒購茶葉，到發(fā)貨量下降以致匯價出現下跌時再付款，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一筆額外的財富。靈活的金融運營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漢口兩大茶港，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易港。

而這種記賬的營銷手段卻是以誠信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異軍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開設了“旭記茶行”，平時靠收購茶農的茶葉后，與別人“拼件”雇船或跟“順風船”運到福州販賣。據說有一次，旭哥運三十袋茶葉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為精茶，20袋為統(tǒng)貨。帳房先生開出銀票后，旭哥也沒細看。當夜，旭哥回客棧，掏出銀票認真一看，帳房先生將三十袋不同等級的茶葉記反了，變成了精茶20袋和統(tǒng)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統(tǒng)茶的差價是很大的，這讓旭哥一夜翻來覆去沒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懷揣銀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緣由。茶行老板頓生信任，當即交待店伙計：以后旭哥送來的茶葉，其等級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帳單計算，免檢入庫。從此，旭哥茶行因為誠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揚名，生意也如旭日東升！

這些茶棧還吸收了西方經營方式。茶棧里專設評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編號，茶客可以聞香氣，辨茶色，挑出心儀茶品，據編號點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綿綿不絕，與其順應中外交流是分不開的。

隨著出口茶貿的興隆，報關業(yè)也愈加發(fā)達。最興旺時，倉山區(qū)有六十多家報關行。開關后僅僅兩年，1863至1864年的茶葉旺季，由閩海關出口到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茶葉總計達到5800萬磅。再過12年，到1886年，閩海關出口茶葉達到45000噸。其中一半出口英倫。六年后，俄羅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開辦阜昌茶廠，福州和漢口成為中國最早機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領銜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風破浪到達英倫呢？

金秋時節(jié)，泰晤士河口何時出現來自中國的茶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關心的話題。從19世紀的50年代開始，為了更快地將茶葉從福州運到英國，倫敦茶店的貨主們便重金懸賞，看哪艘運茶船首先到達泰晤士港，于是從中國到英國的萬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現了運茶船之間爭奪錦標的競速比賽。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裝滿閩紅的英國運茶船停泊在羅星塔下，等待著5月末開始的西南季風，以便開始運茶船的競速比賽。

運茶船“愛麗兒”號模型，英國格林威治博物館藏

5月28日17時，第一艘運茶船“愛麗兒”（Ariel，鐵脅木殼船）攜帶550余噸閩紅茶，沐浴著晚霞，沿著波光如綢的閩江緩緩而行，經閩安江峽，過五虎門。一進入公海，“愛麗兒”便鼓起風帆，向著萬里之外的倫敦飛剪而行，也揭開了運茶船競速比賽的序幕。

這些運茶船的航跡便被現代人稱為中國海上茶葉之路：全程超過22500公里，從羅星塔出發(fā)，經臺灣海峽進入南中國海，穿過爪哇島附近的巽他海峽，橫跨印度洋，再繞過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駛入大西洋，最后從英吉利海峽轉入泰晤士河，到達目的地倫敦。這條航路雖然一路驚濤駭浪，是人類航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航程，但也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葦貫通的黃金通道。

但關于茶葉出口貿易，并不僅僅是牧歌式的詩與遠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閩紅一樣，常常在茶葉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葉在海上長時間運輸過程中能夠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閩茶商在出口茶中摻雜大量茶末，從而引起洋行反感，為此抑價，雙方打起價格戰(zhàn)，常常也是硝煙四起。

1876年《閩海關年度貿易報告》:“北嶺茶和板洋茶價格與上年差不多，但質量差于往年……繼則有一些極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葉啟運倫敦，價目不明。”“本年的茶質很差，除第一批茶葉，包括板洋茶在內的某些數量外，質量低劣，摻有大量茶末，這已成為老規(guī)矩?！?

板洋（坦洋）茶一開始，就充當了福州口岸輸出茶葉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極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別。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歐洲普通市民的飲品，價格低，市場廣闊，需求量特別大，所以價格反而穩(wěn)定。但板洋茶實際上是一個“聯(lián)合品牌”，因為集中了福安、壽寧、周寧、柘榮、寧德等地生產的眾多工夫紅茶茶源，來源廣泛復雜，改造起來也就特別不容易，所以不時有關于板洋茶質量的差評。

茶商弄虛作假，嚴重影響到了外銷茶葉的質量，并進而導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葉貿易的衰退，并為印度、錫蘭等國茶葉排斥福州茶葉市場提供了口實和機會。

這樣的貿易戰(zhàn)年年開撕，常常令華商與洋商兩敗俱傷。據1866-1908年福州海關貿易報告和英國領事商務報告中對中、外茶商經營狀況統(tǒng)計，在20個有關華商的記錄中，獲利者有6個年份，損失者有14個年份；洋商亦有20個記錄，獲利者僅4個年份，損失卻有16個年份。

19世紀70年代，英商退出漢口茶市，轉而發(fā)展印度、錫蘭等地的殖民地茶業(yè)，在國際市場上排擠中國茶。至1902年，中國茶出口萎縮到占世界茶葉市場總量的6.5%。與中歐貿易聯(lián)系疏遠相對應的，是中俄貿易聯(lián)系的加強。1880—1914年間，中國輸往俄國的茶葉增加了近兩倍，占中國全部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中國茶業(yè)對俄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為繁重的關稅和運輸費用，也被迫收縮國際市場。

1899年，三都澳福海關的設立，再次為坦洋工夫東山再起創(chuàng)造了戰(zhàn)略機遇期。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茶品質的挑戰(zhàn)，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業(yè)研究機構——福安茶業(yè)研究會成立，專事改進茶品質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搶占了商機。1908年，俄羅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購坦洋工夫紅茶，開啟了坦洋茶進入俄國市場的歷程。坦洋茶從福州口岸海運到大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經西伯利亞鐵路運輸到俄國和歐洲。

1915年2月20日12時，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舊金山市，一場全球大派對在這里舉行——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盛大開幕，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到會致辭，副總統(tǒng)托馬斯·馬歇爾和前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前來助興。當天有超過20萬人參觀展館。中國政府仿照宮廷建筑風格搭建了中華政府館，亭臺樓閣，雕梁畫棟，飛檐拱壁的“中國風”吸引了8萬之眾參觀。

1866年運茶船大賽航路示意

主辦國美國從各參賽國中聘請了500名審查員組成這次大賽的評委會。中國由于展品最多，獲得了16個席位。審查分為三步，第一步為分類審查，將參賽品分細類，如絲、茶、油、麻等各為一類。第二步為分部審查，將參賽品分大部，如工藝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為高等審查，由分類、分部審查長會同各參賽國賽會委員會代表組成專門審查組，對某參賽品提出申請的得獎說明，進行評定，再由最高審查長派專員復勘，確定是否給予各等獎章。

由福建實業(yè)廳選送的福安商會茶（坦洋工夫茶）參加茶葉類展賽，這其實也是對坦洋工夫茶品質的嚴峻考驗。在賽會上，印度的紅茶和日本的綠茶因由機器制造，色香具佳，規(guī)格整齊，幾乎奪去中國市場。

最后根據《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記載：“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國茶葉獲得金牌獎章共21個，分別是江蘇江寧陳雨耕雨前茶；上海茶葉會館三星牌紅茶；上海茶葉協(xié)會祁門紅茶；福建福安商會茶……”

折桂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金獎，坦洋工夫幾乎可以說是茶界的黃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恥，確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戰(zhàn)恰此時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潛在的市場空間恰被硝煙戰(zhàn)火彌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據當年三都澳福海關統(tǒng)計，全年僅出口茶葉4622擔，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歐洲逐漸從戰(zhàn)后的重建中恢復了元氣。生靈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紅茶，再次成為東西方文明邂逅的“紅顏知己”。閩東茶葉，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隨之迎來了黃金蜜月期。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偽標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葉箱內均附上一張“防偽標志”，隨茶同行）。這張“防偽標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體中文正楷寫著“勝大來茶公司”，隨后以英文寫著“中國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師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給你們……”又承諾“我坦洋的茶要從好做到更好，要從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過海，去者如逝，敢問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個執(zhí)念：我香，故我在！

來源：閩東日報 新寧德客戶端

作者：鄭承東

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